美國有一個古老的故事，一個黑人小孩因為同儕歧視，回到家一直躲在浴室，等到家人發現時，他已把自己的身子擦破，鮮血染紅了整個浴缸，然後他哭著告訴家人，「我已洗了這麼久，為何皮膚還是黑的？」

當逐漸增多的新台灣之子走入校園、社會之後，會不會出現膚色歧視甚至族群排斥的問題？會不會有一天在新台灣之子的作文或日記本上出現「我每天洗澡，為什麼他們還是嫌我髒」的字句？

「趕快啊，上學快來不及了！」十二年前從泰國嫁到台灣的秋慧，每天早上作完生意後，又匆忙趕回家，騎著龍頭有點晃動的腳踏車，送女兒秋月到學校上課，三年來風雨無阻。

從女兒上小一開始，徐秋慧在南港輪胎賣完早餐後，匆匆忙忙趕回家，騎著那台破舊的腳踏車，也不知道從那裡找來的鐵架子放在後座，就把女兒放在上面，騎著載送到學校後門上課。

「女兒長大了，後座的鐵架子太小了，必須蹲坐著很不舒服，經常抱怨。」秋慧想換一輛新的腳踏車，每天盤算著要省多少錢才能買。

她身上的衣服一穿再穿，有點破舊、寒酸，女兒覺得很丟臉，覺得自卑。她不喜歡和媽媽走在一塊兒，上學頭總是低低的，碰到有人打招呼，頭擺得更低。

女兒：叫爸爸再買一個媽媽

另一個個案發生在北縣，一位越南籍媽媽向經常前往輔導的社工表示，她寧可讓孩子回越南，也不要讓她在台灣受到歧視。這位媽媽表示，她當初懷抱著美夢來到台灣，發現現實和理想出入太大，夫家全家人都把她當成是買來的長工，連她小學三年級的女兒都告訴她「如果不乖，叫爸爸再買一個媽媽」。這個外偶哭泣著說，她的婆婆明白告訴她，花錢買她是要她在家做長工，女兒在台灣變成了「長工的女兒」，在學校受到排擠；婆婆甚至要求先生與她離婚，以杜絕鄰里街坊的閒言閒語。

來自大陸福州的媽媽向社工表達無奈，她說：「女兒小學三年級才從大陸轉學來台讀書，她在課業學習還跟得上，兩岸文化隔閡卻造成女兒適應不良，有時放學就躲回房間哭，還拒絕吃晚飯。她哭著告訴家人，同學都笑她是大陸妹，受到同學歧視，女兒都怪罪母親，母女互動關係很緊張」。

生來皮膚黑 常被同學取笑

在台南，一位泰國媽媽也難過地說：「她的兒子皮膚比較黑，外觀看上去就像在台打工的泰勞，學校同學們都笑他是外籍女傭與老闆生的私生子，常常取笑他，使他的心情悶悶不樂，好像得了憂鬱症，功課怎麼好呢？」

斗六市林頭國小的黃于鈴每天都擔任學校升旗典禮的司儀，不說，沒人知道她的母親來自印尼。她也曾經為國籍認同的問題感到困惑，「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印尼人？」于鈴小時候就這樣問爸爸，爸爸告訴她：「你在哪裡出生就是哪一國人！」「到底媽媽是從哪裡蹦出來的啊？為什麼會突然飛到台灣來？」

賽珍珠基金會社工督導張銀珍表示，新台灣之子的國籍認同問題確實存在，未來愈來愈多新台灣之子進入校園，教育單位如果不能及早因應，「現在不做，未來就是社會成本。」

打架被抓 警方說他外國人

張銀珍表示，基金會五十七年開始服務第一批新台灣之子（亞美混血），她印象很深刻一位黑皮膚一頭捲髮的孩子，從來也沒出過國，只會講國語、台語，但所有同學都叫他「阿兜仔」，在學校沒有一個朋友，同學罵他時，他也會不高興大聲的說「我是台灣人」。一直到他三、四十歲了，國籍認同問題仍然困擾著他，也影響他進入社會之後的就業。幾年前看到報紙，他加入了幫派，因打架滋事被抓，警方向媒體還是說他是「外國人」。

她再舉例，去年在東部發生的一所國中的印尼太太，她的小孩被同學欺負，另一位印尼太太就為她出氣，結果形成校園印尼幫、泰國幫的新聞。她說，如果教育主管機關不能設法提升這一群孩子的文化認同，任由他們在校園內遭到其他同學的奚落嘲弄；一方面幫派則會趁勢向他們招手，在同學推力、幫派拉力交互作用下，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孩子，很容易就加入幫派，成了社會問題。

台南大學教育系教授呂美枝教授表示，台灣社會尚未成熟到接納外籍配偶已經是我們社會的組成份子，連帶對新台灣之子產生負面影響。

她舉了個例子，某天一位阿媽帶孫子到阿里山旅遊，孫子與年紀相仿的原住民玩了起來，卻遭阿媽怒斥，不要和「番仔」玩，阿媽與原住民爸爸發生了口角，又說，「你看，番仔就是番仔」。

昔日國人慣稱的「番仔」，現已全部改稱「原住民」，而被汙名化被標籤化的外籍新娘，何時才有平等的社會地位，可以在文化的天平上，健康地教育新台灣之子，也成為台灣社會包容多元文化的嚴峻考驗。

每學期身家調查 衝擊童心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何青蓉認為，現行新台灣之子教育輔導作法有可議之處，例如每學期都在進行新台灣之子的身家調查，原本快樂無邪的新台灣之子長年處在這種環境下，心理受到很大衝擊。

她呼籲政府，在擬定相關政策時，不妨為外配修訂溫暖適合的移民法規，不要再將外配及新台灣之子標籤化特殊化，畢竟他們都是台灣社會的一分子。

雲林古坑鄉華南國小校長、教育部中央課程委員陳清圳則認為，外配來台衍生的諸多問題，政府有必要成立專責機構，專責處理外配的核准、輔導、教育問題，尤其「新台灣之子」的教育問題要特別注重，否則廿年後，難保不發生類似「芋頭、番薯」之類的族群衝突問題。

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移民發展處總幹事邱光明牧師表示，從國會殿堂的民意代表到市井小民，大家到底是怎麼看待這一群新移民的？當政府以南進政策取代西進，並積極開放東南亞配偶的同時，是否也做好了接受多元文化衝擊的準備？當新台灣之子的人數隨著跨國婚姻每年呈倍數增加之際，這群新台灣之子的適應問題、就學問題甚至社會接受度的問題，除了社會包容度之外，政府的相關配套是不是都準備好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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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只想說，台灣人啊！
什麼時候能學會更尊重跟自己不同的人？
什麼時候能學著不要幫人家貼標籤？
什麼時候在愛台灣之餘，也能學著愛世界？